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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发表时间: 2024-12-13

在讲技术之前,需要先弄清楚商业的逻辑,所以先看看货币是如何将交换变成交易的。在以物易物的时期,交换是大批量的一起交换的,即一次性谈清楚双方需要的各种物资,比如粮食、肉类、动物皮毛、手工制品等。这种交换方式在之后的多方交易的时候出现了极大的不方便,所以引入了货币对物资进行量化。货币的引入带来了一个东西叫做利润,发现利润的群体率先离开以生产为主的生活方式进行半脱产活动,而这个群体会在之后的演化下进入完全脱产的活动。
要说利润就不得不说信息差,依然以粮食举例。现有甲乙丙三个部落,假设甲部落产量为两单位粮食,消耗量为一单位,则剩余粮食为一单位,则可交换粮食为一单位。同理,假设乙部落可交换粮食为两单位,现假设丙部落有价值十个货币的物资。在甲乙信息不通的情况下,若甲跟丙交换,在商谈的时候若甲想要交换丙五个货币的物资,在丙同意的情况下甲得到五个货币的物资,丙剩余五个货币的物资和一个单位的粮食。若乙跟丙交换,在乙跟丙的商谈中,假设乙想要交换十个货币的物资,但现在交换的主动权在丙手上,即丙拥有议价权,所以假设最终交谈的结果是乙用两个单位的粮食交换了丙八个货币的物资,则乙得到八个货币的物资,丙剩余两个货币的物资和两个单位的粮食。在甲乙信息不通的情况下,丙以十个货币的物资为交换本金在甲手中能交换到的粮食为两个单位,而丙跟乙交换除了得到两个单位的粮食还能剩余两个货币的物资,即同样的交换丙在乙部落中节省了两个货币物资,此时两个货币的物资为丙因信息差获得的剩余,此时按照趋利原则,丙选择跟乙交换。当甲知道丙跟乙交换的信息后,如果需要交换只能选择以四个货币的物资进行交换。此时因为甲乙都需要丙的物资,所以丙在拥有主动交换的权力和信息差的双重作用下,悄悄的完成一次从议价权到定价权的转换。即原本需要五个货币跟甲交换,但因为乙的存在,丙可以要求只能交换四个货币的物资,否则交换终止。
在部落和部落的交换中,因为早期的交通不方便的原因,商人正常情况下是将物资一起带到别的部落再交换,此时即便甲乙部落信息不通的情况下,因为来回的运送原因还能够维持双方原有的交换。但是在部落的扩大中,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此时甲乙的信息差从部落变成了个体,因交通不便带来的运送风险消失,从此交换变成交易。在商人掌握交换主动权的情况下,议价权变成定价权,而定价权是所有从事商业的人都一定会争夺的东西。
在初步认识商业后,就可以说回技术对商业的影响,以及工业革命给商业带来的变化。
工业革命对商业带来的变化
在前面说到商人争夺的主要生产资料是技术。在单个商人出现的时候,掌握交易主动权的商人会悄悄把议价权变成定价权,而在多个商人出现的情况下,由于商人之间的内部竞争,此时交换的主动权又回到了个体手上,定价权在商人互相竞争的时候又悄悄的变回了议价权,为了避免这种变化,技术成为了商人的命脉。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利润是商人追逐的终极目标。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商人在竞争的同时一定会尽量避免失去交换主动权的情况,为了解决这种因竞争带来的损失,唯一的方法是垄断。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只能做到局部垄断,所以竞争是一定会产生的,那么只能换一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方式即对技术的垄断。
当某一个商人或者某一群商人对技术进行垄断后,便可以联合在一起将定价权牢牢抓到手中。此时要引入一个概念叫交换的优先级,比如一个缺乏食物的人,食物是最需要资源,所以在交换的时候,食物是最优先交换的,又比如一个在沙漠里的迷路人,水成了最需要的资源,此时水成了交换的优先级。当某一群商人对技术垄断后,因为技术与技术之间的不同,在与人交易的过程中会出现交换的优先级,这种交换的优先级成为商人内部的第二个竞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赋能,也就是讲故事。在工业革命之前,商人内部都是在对技术进行争夺,这种对技术的争夺目标是为了利润。但是工业革命展开后,利润不再是商人的终极目标,这一次垄断成了商人的终极目标,这是工业革命给商业带来的变化。
工业革命在如火如荼的展开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在悄悄的发生变化,这个东西是货币。货币经过长久的演变,随着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对货币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得货币从金属货币全面变成了纸币。而纸币在脱离了金属的限制的同时,也脱离了权力的限制,商人第一次有了冲破权力封锁的机会。这次机会让商人诞生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给商业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地位。
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爆炸,让合作变得更为原子化的同时,也降低了商品的利润,这显然与传统商业追求不符合,但工业革命给了商业直接掌握定价权的机会。前面说过,商人对技术争夺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定价权转化为议价权,既然工业革命带来了直接掌握定价权的机会,那么对技术的争夺就不再重要了,直接抢定价权显然更为符合商人的需求。
工业革命为什么给商人带来了直接掌握定价权的机会,这要从机器对产量的影响讲起。在传统的商业中,因为货币对物质的量化,使得赚钱成了一个数学问题,假设现在需要通过粮食赚取一万块钱,如果粮食为十块钱一斤则需要一千斤粮食,如果粮食为五块钱一斤则需要两千斤粮食,在同样的结果下,显然一千斤粮食需要付出的劳动比两千斤更少。但是工业革命最大的影响就是解放了生产力,此时赚钱从数学问题变成市场问题。假设现在有十个粮食商人,在传统的商业中,同一个市场,一个粮食商人是很难做到对市场的垄断的,这不仅因为产量,还因为精力是有限的,但是工业革命解决了产量的问题,那么只要解决精力的问题一个粮食商人完全有办法做到对市场的垄断。
在有望做到对市场的垄断的情况下,利润就不再是最需要的事,只要掌握了定价权和市场,所有前期丢失的利润都能在后期赚回来且能赚得更多。即便不要利润,在完全亏损的情况下,也是符合商业群体本身的利益的,利润是在传统的商业中发展出的一种分配方式,其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分配份额,但是在市场垄断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触摸到分配权。如果能直接触摸到分配权,利润就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了。
垄断为何能触摸到分配权
依然以粮食为例,先看资本如何去垄断市场的。这次观察主体需要从货币的角度转换到市场的角度,假设一个市场有一千个个体,每个个体对粮食的需要为一单位,则需要一千单位的粮食。从货币的角度看,假设每单位粮食能获得一单位货币的利润,则总利润为一千单位货币,此时商人在对利润的追逐时,是对一千单位利润进行分配,但是从市场的角度看,一千个个体对粮食的总需求为一千单位粮食,如果每个个体都只能和同一个商人交易,那么竞争消失,在无竞争的情况下利润理论上是无上限的。此时资本为了获得市场,利润就不再重要。
在没有外部条件干预的情况下,工业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对商人的限制,此时商人完成垄断的限制只剩下个体精力限制。但精力是最好解决的事,只要有钱,能雇佣无数个个体为自己做事,所以此时的目标就是怎么完成垄断。个体在传统的认识中,同样的物品肯定是越便宜越好,比如同样一支笔,卖两块和卖一块,在选择的时候,一块的笔对买方更有利,也正是这种认识让垄断变成了可能。
下面看资本如何操作将市场垄断。假设一个市场有一千个个体,每个个体对粮食的需要为一单位,则总需求为一千单位粮食,但是粮食是消耗品,经过一段时间会再次需要,假设这个时间为一单位时间,则在一单位时间内一个市场对粮食的需求为一千单位粮食,在下一单位时间一个市场又会需要一千单位粮食。现假设有两个商人在竞争垄断市场,其中一个商人本身拥有两千个货币,其中一个商人拥有一万个货币,假设粮食的原来物价为一个货币,从农民手上收取粮食需要零点五个货币,则拥有两千个货币的商人在进行四轮交换后获利两千个货币,总持有货币为四千个货币。在拥有一万个货币的商人加入竞争后,对物价进行争夺,现假设争夺的结果为每单位粮食价格为零点五单位货币,则利润空间为零,拥有两千个货币的商人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原始资金会在进行商业活动中消耗掉,而拥有一万个货币的商人只要挤走有两千个货币的商人,此时整个市场能交易的只有一个商人。因为只有一个商人能交易的缘故,一千个个体只能找这个商人进行交换,此时一单位粮食是价值一个货币还是两个货币都是完成垄断的商人说了算,商人完全掌握定价权。
这种商人对市场垄断的竞争,会在持续不断的竞争下最终剩下一个商人,或者剩下一群存在联合的商人。当商人联合体完成垄断后,商人联合体成了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时商人内部的竞争消失,只剩下最终的商人联合体。回看税收,税收是通过对货币的转移完成对物资的转移,此时定价权被商人联合体掌握,税收的多少完全的取决于商人对物质的定价。但此时的商人还不能触碰到分配权,这里就要说到金属货币完全的转变为纸币带来的影响。在以金属货币为主要交易货币的交易活动中,虽然物价存在波动,但是金属货币存在上限,所以在物价的波动中会回归均值状态,金属货币转变为纸币后,这种货币回归均值状态的可能消失,货币开始绑架税收完成对分配权的触碰。

假设现在粮食产量为一千个单位,每单位粮食价值一个货币,则市场总共存在一千个货币,假设需要通过税收转移五百个单位的粮食,则需要通过税收获取五百个货币。但是税收是规则,规则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短时间内更改,而价值的波动是随时都可以进行的。所以当市场粮食价格变为每单位价值两个货币的时候,总共会存在两千个货币,按照原有的税收规则应该收取为一千个货币,但因为投入再生产或者政策优惠等等税收漏洞原因,假设只能收取八百个货币,此时八百个货币只能转移四百个单位的粮食,资本完成对分配权的影响。
货币带来的奴役
此刻,终于能回答开始的问题,农耕文明如何通过货币完成自我奴役。在农耕文明完成生产群体和脱产群体专职分工的那一刻,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分配由哪个群体决定。由于脱产群体不进行生产,所以税收这个工具是脱产群体一定要争取的,而在双方的长期博弈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纳什均衡状态,虽然不是最优解,但能成为双方都接受的结果。在分配博弈的同时,生产资料的博弈也在进行,所以这种博弈状态在生产资料的转移中逐渐失去平衡。
生存是双方群体共同的核心需求,按照正常的理解应该是生产越多能分配的越多,但是在长期的演变中,对分配的博弈让合作成为了隐藏目标,此时合作成为背景,分配才是目的。想象一下,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中,个体在看不见生产的情况下,是不会知道社会具体的产出情况的,此时,货币的总量成为一个社会判断产出量的直观标准,但是货币是对价值的锚定,不是对产出量的锚定,所以货币展现出的价值并不能完全的认定为产出量。假设两个生活相对富足的地区,产出剩余都是十单位的粮食,其中一个地区对粮食的价值判断为一单位货币,此时剩余产量价值十单位货币,另一个地区对粮食的价值判断为两单位货币,此时剩余产量价值二十单位货币,总共价值为三十单位货币的粮食,此时在前者的眼中社会剩余财富为三十单位粮食,而在后者的眼中社会剩余财富为十五单位粮食。这种货币对剩余产量锚定的认知失衡,让双方在分配的时候会判断失衡,而判断失衡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谁拳头大听谁的。
在农耕文明的合作中,很显然,生产群体会远大于脱产群体,此时,脱产群体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会分化生产群体,其手段是在生产群体中制造对立,当生产群体被分化后,双方力量失衡。只有组织才能平衡组织,而失去组织的生产群体失去分配的话语权。但是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能自产自养,所以在让生产群体失去分配权后再拿走生产资料,此时分配权就被完全的掌握在脱产群体手中。完全掌握分配权的脱产群体在分配的时候,会优先分配给自己,但是,这种分配不是直接分配粮食,而是分配货币。货币对剩余产量锚定的认知失衡在这时候会再一次发生作用,使得价值认知出现波动,当这种认知失衡从单一粮食变成海量的不同品种的时候,判断失衡是一定会发生的,改稻为桑是最直观的例子。
认知失衡带来的判断失衡使得价值波动成为常态,这种价值的常态波动给了商业又一次发展的机会。当以货币为分配标准的时候,假设一个家庭在分配中能分配到一百个货币,其中食物支出为五十货币,设一货币价值一单位食物,则对于食物的需求为五十单位。由于价值波动成为常态,又因为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使得五十单位的食物在货币的支出上呈现波动性,现假设极端的情况出现,饥荒使得食物的供给不足,导致市场上食物价格上涨到两货币,此时五十单位的食物需求需要支付一百个货币。商业完成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当饥荒过去,价值回归,此时生产群体积累的财富转移到商人手中。所以每一次的天灾人祸都给了商业一次财富转移的机会,而每一次的天灾人祸都让受灾群体被剥削一次。但是,大部分生产群体无法理解这种剥削,天灾人祸又时不时的会发生,为了避免自身破产的风险,使得生产群体对货币的需求无限增加。此时,生产群体彻底的忘记分配权,视线被转移到对货币的获取上,货币完成对生产群体的奴化。而这种货币对生产群体的奴化会在社会的演变中反作用于脱产群体,完成对所有没有生产资料的人的奴役。当然,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最后也无法独善其身,牵狗绳的人也被狗牵着走,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最后也被失去生产资料的人拖着一起追逐货币,无人幸免。
三次分配
在前面一直提到分配权、定价权和议价权,而社会运行的逻辑就是三者之间的转变。东亚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朝代都在试图解决分配的问题,而每一次的开始都是百废待兴、还田于民,所以这一次将一个完整的朝代作为观察对象。
在这之前先认识一下社会是如何进行分配的。社会总共进行三次分配,在物质的收集中第一次分配,在税收的转移中第二次分配以及社会福利和奖赏中第三次分配。
第一次分配,是对社会生产盈余的收集。要牢记一点,脱产群体能分配的资源是生产群体的剩余部分,所以脱产群体要想分配更多的资源,有且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提高产出,第二是减少消耗。那么是如何将分散的产出剩余进行收集的呢,这里就要说到商人的作用。商人的目的是盈利,但是商人真正做的事是对物资进行运输,在王朝初期,因为还田于民的原因,生产资料还在农民手上,所以此时商人实际拥有的是议价权,但是商人为了将议价权变成定价权,会进行合作以达到压低收集成本的目的。农民的产出很单一,但是生活需求很多样,这使得农民不得不进行交易,假设一个农民产出为十单位粮食,再假设原本要生活得富足成本为五单位粮食,此时由于商人抢夺定价权的原因,又由于价值是由货币锚定的,所以原本价格可能是十货币每单位的粮食,此时变成八单位每货币的粮食,即原来产出价值为一百货币,此时通过改变价格变成八十货币,但实际价值为一百货币,在食粮转变为货币的过程中,商人拿走二十货币的剩余。再假设农民对其他生活物资的需求是实际价值五十货币,此时农民成为买方,粮商变成了生活物资商,此时生活物资商为了获利,将原本价值五十货币的物资的价格提高为六十货币,此时农民的生存结构从原本应该五十货币粮食和五十货币生活物资,变成二十货币粮食和六十货币生活物资。实际上在粮食的结构上应该更少,因为粮食商人不能够将全部粮食进行货币转换,在两次交易中,五十货币粮食五十货币生活物资的生存结构,变为二十货币粮食和六十货币生存物资,所以谷贱伤农。此时粮商和其他生活物资的商人对农民的剩余价值进行两次定价和两次剥夺,并完成从农民手中收走剩余产量的目的,同理,所有产出单一的工人也会经历这个过程。商人群体完成从生产群体收走生产剩余的目的,社会完成对物资的第一次分配,分配的群体为生产群体。
第二次分配,是对生产剩余的转移。完成第一次分配后的社会剩余物资,以货币的形式暂时被商业群体所掌握,此时权力机构通过税收将商人手中的货币进行分配,假设商人通过货币和物资的转化,在货币——物资——货币的一次循环中获利剩余一千货币,假设税收为盈利的一半,即五百货币,再假设权力机构对实际物资的需求为五百单位,即每单位物资实际价值一个单位货币,因为权力机构采购依然要通过商人的手,而商人运输货物需要成本,且需要获利,所以假设此时每单位物资价格变成一点五个货币,则权力机构对物资的总需求变为七百五十个货币。原本权力机构需要五百单位的物资,通过税收转移了五百个货币,但是在商人对物资的运输中,其价值变为七百五十个货币,产生二百五十货币的财政赤字。当然,实际的税收过程中肯定会收取足够多的货币,但是,这种收取的过程会因为人员的流动出现波动,这个后面说。此时,权力机构通过税收转移价值五百货币的生产剩余,总价值五百货币的生产剩余需要再分散的分配到各级行政部门中,各级行政部门在第二次分配后得到聚集的货币,不是物资。此时,各部门需要再进行两次分配,一部分用于行政成本,一部分用于行政支出。以城市维护的商人团体为例,城市维护完全的依赖政府支出,所以在进行维护的时候,这个团体为了生存,会想办法从政府手中多得到支出,也会有两个办法,第一是腐蚀相关人员增加维护的机会,第二是增加设施损坏的机会。以城市下水管为例,假设一次维修成本为一百货币,一次维修使用期限是十年,则十年获得共一百货币的分配,但是假设维修使用期限只有一年,则十年获得共一千货币的分配。所以为了生存,在这个方向上必然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福利和奖赏制度。这个分配会出现在社会的各个机构和组织中,具体的规则我没有去细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越是处于分配末端的人分配到的越少。"